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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友仁先生是我国第一个三年制古籍整理研究专业硕士，他长期致力于经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和中原文献整理，尤长“三礼”，是海内外知名的礼学专家。目前已出版的著述有19种，合计2005万字，在海峡两岸发表141篇学术论文，主编及参编5种大型工具书。
吕友仁先生是河南师范大学筹建中文系的业务负责人，是河南师范大学文科第一个硕士点“历史文献学”申报队伍的组织者和第一学术带头人；吕友仁先生以其丰硕的中原文献研究成果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争取到了河南省中原文献研究基地。他以量多质高的经学研究成果，吸引了海内外学者对河南师范大学的关注，是一位退而不休的学者。
矢志在学，深造以道
据吕友仁先生回忆，读小学时期，有两件事印象深刻。一件是每到年终学校张榜公布学生成绩名次，总是第一。一件是喜欢读课外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清史通俗演义》等书，都读过了，尽管也有囫囵吞枣之处。
1952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被河南省立荥阳中学初中部录取。初中三年，被同学们一致推举为语文课代表兼历史课代表，上学期间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不同年级和班级“展示”。1955年，他考入荥阳高中。一次早操过后，校长训话，说了一句：“我们还要培养留苏预备生。”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就立志要当留苏预备生。高中三年，他当了三年俄语课代表，俄语学得非常努力。六个学期，俄语考试六个一百分。他还给自己加码，通读了哈尔滨外专编写的《俄语语法》。这部权威《俄语语法》，实际上是大学教材。
1958年，吕友仁先生考入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当时，师生们的多数时间都用到政治运动上、生产劳动上，读书的时间较少。但他的学习成绩仍然是班上第一，用俄语和外教交流毫无问题。1962年毕业分配，因为家庭成分原因，被分配到重点中学新乡中学任教，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中学教师生涯。期间，兴趣转移到读古书上。《史记》《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他有的能读懂，有的读不懂，但读的劲头很大，自觉津津有味。凭借扎实的古文基本功，1975年，吕友仁先生被借调到新乡市委宣传部工作，先是注释桓宽《盐铁论》，后是参加《辞源》修订。一句话，都是与古书打交道。修订《辞源》，新乡市图书馆的图书不够用，禀明部长，他们就北上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下河南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眼界大开。这两年天天钻故纸堆，无形中锻炼了他的古典文献学基本功。
1978年，改革开放，恢复研究生考试，他选报了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参加初试的四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绩被该校录取。研究生三年过得非常充实，大家如饥似渴地读书。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王乐山专门召集他们这全校第一届十四个研究生开会，说：“你们放心，给研究生该开什么课就要开什么课，一门不能缺。开课的老师，如果上海师范学院没有，就从上海市其他高校聘请。如果上海市还没有的话，我们就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他说：“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光，这也是我最美好的岁月。”
吕友仁先生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马端临<文献通考·刑考>考正》，因为其学业一直居于同侪之上，深受时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所所长程应镠先生的喜爱和赏识。1981年，古籍所有六位同学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不像今日的论文答辩，一个上午可能会进行多人。当时，他们的答辩被分成四次，断断续续地进行。前三次，都是每次一人。程应镠先生特意安排他作为第一个出场，这次答辩也成为了上海师范学院校史上第一个研究生论文答辩。程应镠先生非常重视吕友仁的论文答辩工作，答辩委员中不仅有上海本地的教授，还有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邓广铭先生。答辩现场设在校工会俱乐部，一些上海市市属高校也派人来观摩，诺大的场地座无虚席。吕友仁先生回忆，他一个人的答辩就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那一年他四十二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精神相当紧张。答辩委员中，邓先生提的问题最多，有的问题问得他张口结舌。吕友仁回忆，邓先生当时问：“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答：“我从您的《宋史刑法志考证》知道的。”问：“我的《宋史刑法志考证》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吕友仁语塞，只能老实回答：“不知道”。最后，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他的论文答辩，等级是优等，授予硕士学位。就这样，吕友仁成为我国第一个三年制文献学专业硕士，也成为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001号持有者。
沉潜经典，阐扬三礼
吕友仁先生走上经学研究道路是从1992年校点《礼记正义》开始的，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从此便与《礼记》结下不解之缘，一发而不可收拾。一部《礼记正义》（也叫《礼记注疏》），印刷字数不少于200万字，他前前后后认真地、完整地读了五遍。1992年，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礼记正义》，历时四年，这是第一遍；1996年，给贵州人民出版社作《礼记译注》，历时两年，这是第二遍；2010年至2012年，为北京大学《儒藏》工程重新校点《礼记正义》，这是第三遍；2019年至2021年，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签订合同，对点校本《礼记正义》作了全面修订，这是第四遍。2021年，与中州古籍出版社签订合同，对贵州版《礼记译注》作全面修订，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五遍。这还不包括2009年、202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礼记讲读》和《礼记讲读》修订版。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而赢得这个美誉的最大功臣应是《礼记》。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天下为公”一词和今天我们常说的“小康社会”的“小康”一词，均出自《礼记·礼运》；我们常说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出自《礼记·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校训是“厚德博学、止于至善”，“止于至善”也出自《礼记·大学》。
吕友仁先生的礼学研究具有乾嘉朴学之风，推陈出新，胜义迭出，解决了一些困扰学界上千年的公案。《〈礼记〉研究四题》中的两题——《“刑不上大夫”旧解发覆》与《“礼不下庶人”旧解发覆》，就是精彩的例子。吕友仁先生指出：“刑不上大夫”的意思是，大夫犯了罪，该杀就杀，该剐就剐，而由种种刑讯手段给当事人带来的羞辱则不能施之于大夫。为什么？因为“士可杀而不可辱”。“礼不下庶人”的意思是，一般的礼都是下庶人的，唯独“酬酢之礼”不下庶人，通俗地说，就是家里来了客人时，应该备点酒、备点肉、备点小菜之礼不下庶人。为什么？因为庶人贫穷，自己的果腹还是个问题呢，哪有这笔闲钱呀！这一解读既有汉人旧说为据，又有大量文献的支撑，更符合人之常情，纠正了两千年来的误解，堪称不易之论。
对于吕友仁先生的经学研究，学术界给予了高度评价。2006年6月，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邀请他赴台作《<礼记>成书管窥》专题演讲，并数次应邀为该所审查博士论文。2013年10月，在浙江大学举办了“礼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安排吕友仁先生第一个宣读论文《皇侃“既尊郑氏乃时乖郑义”的调查报告》，这是一篇纠正学术界（包括梁启超、王国维、范文澜等国学大师）普遍所持的“疏不破注”错误观念的的正本清源之作。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崔富章教授评议时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而浙江大学许建平教授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评价该报告“振聋发聩”。
2021年，吕友仁先生将所著《王力<古代汉语>经学刍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出版）寄赠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丽娟先生，她回信说：“《古代汉语》影响广泛，先生从经学角度阐发其问题，以实例展示经学之功用，引发学界对经学的重视，用力之深，感佩不已！”（按：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曾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同年10月，吕友仁先生将《论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忽视经学及其对后人的消极影响》一文三万多字，作为稿件，寄给清华大学经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经学》主编彭林先生。次日便收到彭林先生的回信：“友仁尊兄：感谢惠赐大作！几十年共同经历证明，我们是真正的同道与战友！”（按：北京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邓广铭先生所著《<宋史·职官志>考正》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得到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赞赏。）
孔颖达《五经正义》是经学第一要籍，但从唐初至今，学者并没有真正读懂它。2019年，吕友仁先生的《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出版，第一次揭示了该书的十二条义例，为学者读懂该书铺平了道路。复旦大学教授汪少华和曲阜师范大学黄怀信教授分别为该书做了书评。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吕先生的《礼记讲读》修订版，此书入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之一，《河南日报》等媒体也先后对此作了报道。
在成绩面前，吕友仁先生并没有飘飘然，而是勇于自我批评。他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礼记正义》，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在《三种<礼记正义>整理本平议》（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4期）中评价说：“吕友仁先生的《礼记正义》是最佳整理本。”（按：其他两种《礼记正义》整理本，是指台湾的一种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种。）五年以后，当吕先生发现他的整理本有诸多失误时，就写了一篇《校点本<礼记正义>诸多失误的自我批评》，将近6万字，发表在《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6辑。清华大学彭林教授看到《自我批评》后，给吕先生去信说：“友仁兄：阁下的严谨与自责令人钦敬！”
金针度人，寄望后生
吕友仁先生硕士研究生毕业时，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所所长程应镠先生再三挽留，希望他留在上海，做他的助手，但吕友仁先生坚持想回老家河南。1982年4月，他来到新乡师范学院（1985年改名河南师范大学）工作。此时学校既无中文系，也无历史系。1985年，他被校党委任命为筹建中文系的业务负责人，吕友仁先生很兴奋，全身心地投入筹建工作，并担任中文系第一副主任（主任空缺），同时为本科生讲授古代汉语、《说文解字》十讲、训诂学初阶等课程。
1996年的一天晚上，时任副校长鲁公儒教授来到吕友仁先生家，他表明来意：“咱们河南师范大学文科还没有硕士点，希望你出来做这件事。”在历史系主任赵德教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吕友仁先生作为历史文献学学科第一学术带头人，组织力量，克服种种困难，一次申报成功。此外，凭借吕友仁先生在中原文献整理与研究上的丰硕成果，河南省教育厅中原文献研究基地又落户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1999年，他退休后，被聘为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导师，两年后又被聘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所授课程有训诂学浅说、说文解字习读、经书习读、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教学相长，颇感欣慰。”他这样评价自己的教学生涯。
2004年，为建立博士学位授权点，时任河南师范大学校长王健吉教授率团到吉林大学访问交流，吉林大学吴振武先生出面接待。宾主落座，一开始，由于生疏，有少许冷场。吴振武先生主动抛出“贵校有位吕友仁先生，贵校是可以的呀！”的话头，气氛一下变得活跃起来。“没想到，我整理的《潜研堂集》还能为河南师范大学出一把力。”他说道。
吕友仁教授常反用元好问的诗句“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还把金针度与人”，阐释教师的职业意义。教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而且要教会学生如何独立获得知识。而“找到书，读懂书”就是他所说的“金针”。他解释说，“‘找到书’和‘读懂书’是相辅相成的，遇到读不懂的问题，就需要去找书，找到相关的资料来证明。”
专注和投入是吕友仁科研工作中的常态，他整理清代钱大昕《潜研堂集》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他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凡是《潜研堂集》中徵引的别家之说，一定要找到原书核对。为了找到相关书，他先后去了河南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其中艰辛，一言难尽；其中收获，同样一言难尽！”他由衷地感慨。
“学识何如观点书”，这句老生常谈中的“点书”怎么讲？包括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在内，都认为是“标点”的意思。但吕友仁先生认为是“四声别义”的意思，他写成《“学识何如观点书”辨》一文，后来被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看到，大为赞赏，并推荐到《中国语文》发表。他还专门写信希望吕友仁再寄去两篇文章让他看。这件事，一时成为学界佳话。
作为一名教师，吕友仁先生认为，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应该有自己的科研方向、科研目标、科研成果。“我的研究方向，一开始是训诂学。随着知识面的扩展，后来又增加了‘中原文献整理研究’与‘经学’两个方向。”照本宣科是无法推动教育发展和质量提升的，教师需要为学科增添新活力，用个人能力去努力创造，用心感受，做有专业素养的人民教师。
吕先生说：“我给研究生上课的地点，与大多数研究生导师不一样。我给研究生上课，基本上都是在我的书房。除非人数太多，我的书房容不下。为什么要在书房？因为书房有书。讲到哪一本书，可以把那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让学生看一看，翻一翻。至少让学生增加点感性认识吧。听我讲课的，不止研究生，还有年轻教师，还有机关干部。有的研究生，听我讲了一遍，还想听，到我给下一届研究生讲课时就又来了。还有，一个叫王铁虎的研究生，是历史系专门史专业的的研究生。他要考博，也找到我，让我给他写个推荐信。我说：‘我不懂你所学的专业呀！’王铁虎说：‘吕老师，我非常崇拜您的学问与风格，您要写这样一份材料，也算我三年没有白在河师大呆过。’”
吕友仁先生指导的两篇硕士论文已经作为学术专著出版。一是历史系任莉莉的硕士论文《<七录>辑证》（285千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二是中文系王文艳《孔颖达<五经正义序>疏证》（236千字），郑州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吕友仁先生时刻把经学的传承挂在心上，“经学的核心是礼学，而今礼学是绝学。”他总说，“习近平总书记日理万机，还说《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要仔细看看。我们作为大学教师，教书育人，又当如何！”
他勉励青年学子在相关学术研究上孜孜以求，培养辩证的批判精神，树立创新意识，寻找新思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提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献。
五千年文明结晶，数十载研精覃思。如果说经学是一片被荒弃的麦田，那么吕友仁先生就是这片麦田的守望者，用他的笔耕不辍为我们守护了新生的希望。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昏昏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吕友仁先生正是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谱写出人生价值的华彩乐章，把暗夜中的藜杖化为火炬，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继续前行。
人物简介：
吕友仁，男，1939年生，河南荥阳市人。读初小、完小、初中、高中，都在荥阳。1958年，考取河南大学外语系。1962年毕业，被分配到新乡中学任教。先教俄语，中苏关系恶化，改教英语。文化大革命中，英语课也停了。他就自学“前四史”、《资治通鉴》、《说文解字》。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以复试第一名成绩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81年，通过了英语、俄语、日语三门外语考试；硕士论文以优等通过，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三年制文献学硕士，是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证001号持有者。分配工作，他可以去北京，也可以留上海，但他决心回河南。他是筹建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业务负责人，是河南师范大学文科的第一个硕士点历史文献学的申报组织者和第一学术带头人；他以其丰硕的中原文献研究成果为文学院争取到了河南省中原文献研究基地。他以其量多质高的经学研究成果，吸引了海峡两岸以及海内外学者对河南师范大学的关注。退休后被返聘为历史系、中文系硕士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十种，主编的书三种，整理古籍六种，参编大型工具书4种，在海峡两岸发表论文141篇。他指导的两篇硕士论文，《<七录>辑证》、《孔颖达<五经正义序>疏证》已经作为学术专著出版。
(党委宣传部 刘吉磊 大学生记者 陈玲玲 王心茹)
